饮料的英文 饮料英语 益美传媒 熹里话: 死亡让人恐惧,生命让人敬畏,而“大体老师”,让死亡的冰冷和痛苦,拥有了温度和光亮。 文l海吉 来源l益美传媒(ID:YeeMedia) 上海一户居民楼里,兄妹三人爆发了一场争吵。 “我不同意!” “这是妈刚生病的时候就交代过的,我是顺着妈的意愿的。” “老娘是年纪大了,被他们的宣传搞晕了头,这破坏家族风水你知道吗?” 卧室里床上的老人安详睡着,刚刚客厅发生的激烈争吵似乎都与她无关。 大儿子坐在床边,拉着病重母亲的手呢喃:“你为什么要我们做这么难的决定啊......” 你,为什么会选择捐献自己的遗体? 这是老人三个孩子难以理解的选择,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未解之问。 为医学贡献VS让遗体保全,选择哪一个都无关对错。 但做出捐赠遗体的决定,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身边人,都是关于人性和爱的考验。 01 “我老婆要去做老师” 死亡、清洁、装袋、急速冷冻、送入医学院保存...... 这是遗体捐献者死亡后,8小时内的历程。 徐玉娥,大体老师,女,48岁。 2012年2月,徐玉娥患病去世。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,台湾省开始推动宣传遗体捐赠时,徐玉娥和林惠宗夫妻俩便给遗体捐赠中心打了电话,填写了捐献遗体的同意书和信息表。 身边人是不是都能接受他们的决定,他们不在意。因为他们愿意给彼此签下同意书,这就够了。 妻子先走一步,按照20年前约定的那样,她的遗体被捐赠出去,分配到了辅仁大学医学院。 他和还不知道妻子去世消息的朋友说:“我老婆要去做老师了。” 朋友问:“什么老师?” “大体老师。” 遗体捐献者,被医学生们尊称为“大体老师”。 但遗体捐献出去后,最快要两年后,才会被送上解剖台。 防腐一年后,还要再放一年,这么做是为了照顾家属的心情。 去世的第三年,徐玉娥的遗体仍被放置在辅仁大学医学院中。 她被裹在密封的塑料袋中,盖着白布,躺在格子里。 每回他去看妻子时,都会隔着厚厚的袋子抚摸她的脑袋。 妻子去世后,林惠宗只在梦里见过她一回。朋友说,这是因为生前对她好,所以死后她不愿来打扰他。 他对妻子说家里一切都好,说想让儿子去当警察,说他多么以她为骄傲...... “老婆,你现在是大体老师,那你以后要去哪里?可能你现在也已经不在了。我讲的话也没有听到,也没人知道,但是还是要跟你讲。” 他絮絮叨叨,然后慢慢哽咽。 两年里,林惠宗每隔一两个月,都会开车从嘉义到台北去看望妻子。在辅仁大学“大体老师”们的家属中,他是去得最频繁的一位。 徐玉娥去世后就被送到了医学院,没有办葬礼等任何仪式。也正因如此,女儿总觉得还有些事情没完成,妈妈还没离开。 02 她以生命 教导我关于死亡的课题 遗体需要通过评估,经过处理后,才能成为“大体老师”。对处理这些遗体的工作人员来说,这个过程也有些煎熬。 辅仁大学一名工作人员在工作半年后,才慢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 他经常看到林惠宗过来看望妻子,在某次林惠宗准备离开时,他说:“我希望我不会处理到你。” 林惠宗笑着回答:“那有什么关系,反正你经手这么多了。” “可是那个都不认识。我还没有做过认识的,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。” 遗体处理好后,贮存在冷藏格中。但在他们真正被送上医学解剖台前,还要经过一道道郑重严肃的流程。 首先,医学生们需要和大体老师的家属进行一场真诚对话:大体老师的生日、性格、喜好、生前的故事、捐赠目的...... 这些了解,让一具遗体回归为一个鲜活的人。 在解剖课程开启前,医学院还会邀请家属参加感恩礼。 学生代表致辞:“他们不但慷慨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礼物奉献给辅大医学院,并亲自以身体来教导我们,他们是我们所尊敬的无言良师。” 致辞结束,上香,鞠躬。 这些看似繁琐的流程,却是关于生命最重要和触动人心的一堂课。 此后,他们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大体老师: 解冻、剃掉头发、解剖、观察身体构造和器官变化、探讨病情...... 每堂解剖课结束后,学生都会向大体老师鞠躬喊道:“谢谢老师。” 但事实上,做出遗体捐献这个决定,对在乎“身体发肤”和“入土为安”的中国人而言,尤为艰难。 因此不少医学院都缺大体老师。 没有多少人能直面被解剖过的亲人,为了让家属不产生怯意退缩,解剖课程一旦开始,家属们就不能再见他们。 在遗体将要被用于解剖课程前,林惠宗去看了妻子最后一眼。 他像往常一样平静地同妻子说话: “那些学生,他们会好好对你啦。 以前来看你都没什么感觉,就是你在这边已经很安稳。 然后今天早上要出门,越想越不舍。 常常跟人家讲好像没什么,可是,可是......” 林惠宗哭了。 而那位一向理性的解剖学教授,面对母亲想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到她所在大学的要求时,也忍不住表现出抗拒。 “很多人说你学解剖的,应该看淡生死,其实并没有。 如果我妈要成为大体老师,那我有两个要求。 第一,她不要捐来我任教的学校; 第二,那一学期的课程我不要参与在里面。” 徐玉娥的女儿在参加完感恩礼后,也拒绝了最后一次去看妈妈的机会。 福尔马林将妈妈的身体泡得发暗,变色,她不愿将这个身影,与记忆中笑意盈盈的母亲重叠起来。 但即便如此,她们还是没有退缩,也不后悔地做出了决定。 在学期解剖课程结束后,女儿林映汝作为家属代表上台发言: “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女性,她赋予子女生命,而最终又以她自己的生命教导我关于死亡的课题。 我的母亲又是如此不平凡,虽然她的生命已经结束,但她以自己的肉身作为教材,带领同学们认识人体的奥秘。 我的母亲如此平凡,却又如此不平凡,她的生命已经结束,但她留下了无尽的爱。” 03 无言良师 在某个问答应用上,有个问题是:第一次见大体老师是什么感觉? 同互联网上常有的戏谑、恶搞、抖机灵画风不同的是,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,满屏都是敬畏与严肃。 有个答主说,印象最深的大体老师是一位三岁男孩。在他病危时,父母将他的眼角膜捐了出去。他去世后,遗体就捐给了医学院。 那个小男孩躺在解剖台上,小小一只,但足以让在场的医学生们,满怀敬意地鞠躬喊声“老师”。 性别、年龄、职业......无论他们生前拥有怎样的身份和角色定位,在那里他们都值得最大的敬意。 而这样的故事,实在太多。 今年2月22日上午,山东青岛一对新人领证结婚。当天下午,两人去办理了器官和遗体捐献手续。 面对不吉利的说法,他们只说:“只要器官能够救别人,比吉不吉利重要多了。” 浙江23岁的退伍军人屠楼宇,将遗体捐赠给了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。 而在此之前,他还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。 45岁男子胡宏奇突发脑溢血死亡,年迈的母亲将儿子的器官捐献出去,给6人带来了新生。而他当初是随同母亲一起签下的遗体捐献协议。 母亲说:“他没走,他的心还在别人心里跳。” 而两年前疫情刚暴发的时候,武汉市火神山医院收到了28具捐献遗体。 强忍突失亲人的悲痛,他们无私捐出亲人遗体,与来势汹汹而陌生的病毒抗争。 安徽红十字会遗体捐献中心的副站长付杰说,如今捐献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年轻化,40岁以下的捐献者从过去的3%上升到现在的25%。 “这个数字,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事业的希望和未来。” 虽然完成“使命”后,他们的遗体会被缝合,却仍然无法复原成最初的样子。 但是,他们接下了医学生从医路上的第一刀;他们是无言良师;他们是生命延续的希望。 曾有患者病逝前留下遗言:“你们可在我身上切千刀万刀,为的是你们以后不要在患者身上切错一刀。” 他们本身的存在,让未来的医者们感受到了肩膀上沉甸甸的重量。 点亮“在看”,死亡让人恐惧,生命让人敬畏,而“大体老师”,让死亡的冰冷和痛苦,拥有了温度和光亮。 作者|海吉;出品|益美传媒(ID:YeeMedia)。 ![]()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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